致敬高考！

今天高考。

40年前，当高考制度重新掀开帷幕，也就掀开了一代人的梦想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。

站在今天的基点上回望，这一切让人唏嘘，也让人感怀！

40年

1977年夏秋之际  广东惠阳市马安农场

高中班主任骑着自行车火急火燎地赶来，找到他后激动无比地说了一句话：高考恢复了，你的机会来了。

知青时代的他（前排右二）

1977年的冬天特别冷，他记忆深刻。因为正在参加会战，只能住在草棚，一阵风刮来，外面是大风，里面是冷风。没有电，就点着煤油灯复习功课。心里只有两个字，坚持！

1977年12月，他参加了恢复的第一场高考。华南工学院（现华南理工大学）无线电系的录取通知书，让他离开了马安农场。

后来，作为一位高材生，毕业后他宁愿不要铁饭碗，来到一家中港合资企业。再后来，他参与创立了TCL。现在，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之一，带领TCL集团开创了中国企业国际化之先河。

他是李东生。

1978年5月  河南省延津县

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，他动了心思。他对副指导员说，“要不我别当兵了，我回家参加高考吧”。多年后，他仍常常感谢当年这位副指导员同意他离开部队。

1978年5月，他回到河南老家新乡延津县，在一所中学当上了民办老师，白天上课，夜晚复习。一盏小煤油灯，有着像豆苗一样的火光，照亮寒夜里冷透的屋子，也点燃他心里模糊的念想——自己得去延津以外的地方。

两个月后的1978年7月，他走进了高考的考场。

刚刚考入北大的他

经过一段不安的等待，他收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，而且还是那一年河南省文科第一名。他说当年，淳朴的父亲有一种“儿子高中状元”的威风。

再后来，他成为著名作家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，茅盾文学奖得主。

他是刘震云。

1977年高考，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冬季进行的高考，11年间积压的数百万考生，从山村、农场、工厂、矿山、营房、学校涌向新设立的各级招生委员会。虽然他们年龄相差达到十几岁，但都希望通过一次公平的机会改变命运。

刘震云说，高考仿佛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一条知识通道，给人打开另外一个窗口。因为大家一无所有，当世界出现一个机会时，本能地都想把机会抓在手里。而没有高考，他可能今天是在工地搬砖的工人。

翻看77、78届大学生的回忆，许多人担心的是下一年高考会不会再度暂停。很多1977、1978年的考生仍保留着当年高考的准考证，那张还没有手掌大的深粉色小纸片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。它成了那时期很多心怀追求的人向上攀爬的阶梯，那些抓住机会的人，也尤其懂得那个年代机会的来之不易。

进入大学的四年里，他们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学习中，从宿舍到教室、图书馆和食堂，基本上是四点一线，无暇顾及其他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康佳、创维和TCL三大品牌几乎承包了中国的彩电市场，而掌控这三大品牌的陈伟荣、黄宏生和李东生，竟然是1977年考入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的同班同学。

这只是历史的一个缩影。高考恢复40年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高考，让这些“栗子”成功书写了自己的历史，也有力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。

1000年

时间倒回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，科举制的确立，令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成为可能。

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，先秦采用“世卿世禄”制度，后来逐步引入军功爵制。到汉朝时，提拔民间人才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，前者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，后者则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，或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，再向朝廷推荐。

魏文帝时，又出现九品中正制，由特定官员，按出身、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，分为九品录用。两晋南北朝时沿用此制。但魏晋时代，士族势力强大，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，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。

总之，这些举措都没有相对统一和刚性的选拔标准，为自由裁量留下了很大空间。要说有的话，那也只是“上流社会”具有优先权，按今天的说法，“阶层固化”严重， “上品无寒门、下品无士族”的现象较为普遍。

隋唐之后，情况有了转机。

科举制度原则上允许举子“投牒自进”，也就是不必非得达官贵人替自己背书，You can you up！学而优则仕，成为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。

北宋时，又引入糊名和誊录，使得科举制度更加完善，从而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和士族对选人用人的垄断，为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员流动创造了条件。“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”的铁律被撒开一个大大的缺口。通过读书这条通道，屌丝也能步入社会上层，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。政府也能在更广泛的人员基础上，选拔自己想要的有用之才。

科举大门一开，想攀爬更高人生阶梯的学子们摩拳擦掌、趋之若鹜，其中不乏出身贫寒者。这里，刀哥不妨说说北宋名臣范仲淹。

范仲淹幼年丧父，母亲带他改嫁，一段时间他曾更名朱说。由于朱家并不富裕，范仲淹只能一边干活，一边苦读，于是才有了“划粥而食”的典故流传千古。数年寒窗生涯后，他终考中进士，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，历任兴化县令、秘阁校理、陈州通判、苏州知州等职，可谓寒门贵子的典型。后归宗复姓，恢复范仲淹之名。

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（相当于副宰相），上疏提出十项改革措施。新政实施短短几个月后，政治局面焕然一新。遗憾的是，在反对派的攻击下，改革只推行一年便以失败告终，范也被贬出京。

但即便如此，新政依然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，他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至今依然是人们传颂的佳句。

当然，未能考取功名并不意味着不能青史留名。

比如，王夫之、顾炎武和黄宗羲均未能通过科举，但这并不妨碍三人被并称为“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”。他们在明末清初社会激烈变革之际，提出了许多人本主义论点，比如反对君主专制，提高商人地位，重实践、轻理论的实用主义。他们的思想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要意义。

这一年

穿越时光隧道，回到6月5日的安徽毛坦厂中学。

作为“亚洲最大高考工厂”，这座超级中学把每年的6月5日过成了一个特殊“节日”。当天，近2万名高考考生，在8点08分的“吉时”准时乘坐28辆大巴车从操场驶出，数万送考的家长，用期待和焦灼的目光，把这座位于大别山区的僻静小镇一下子点燃。

等待他们的是决定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，从全国来看也是如此。尽管也有大不了重头再来的舆论安慰，但常言道“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”，谁不想一朝得中，让自己的高考之路就此画上满意的句点。

今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共940万人。这背后是940万个家庭以及更大规模的社会单元。不管是否关注，不管是褒是贬，高考都会成为热门话题和社会时间。毛坦厂中学不过是为人们聚焦这场人生盛宴提供了一个范本。

高考也是残酷的，有人能上去，就得有人下来。从1977年开始，很多人在高考这道起跑线上，上演了“人生没有失败”的励志故事。

俞敏洪，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，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参加高考，都名落孙山。但怀抱着“不断面对失败的人，成功的机会比普通人多得多”的信念，俞敏洪在1980年又一次参加高考。当他从菜地赶到县城，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，他说自己已经乐疯了。

而今天中国电商大佬马云，也参加了三次高考，最后在距离本科线还差5分的情况下，勉强被杭州师范学院录取。

如今，看看网上那些在高考前，四五六七线小城市（县）的学校激励考生的标语吧，高考仍旧是那些学生和学生家长视为改变命运的通道，甚至被视为能够与富二代们竞争的唯一通道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，获得成功，不是只有高考这一个独木桥。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学校，成功成才的机会也比以前更多。路就在脚下，只要有真才实学和实际的本领，只要选对了道路，矢志追求、努力拼搏，照样可以实现人生抱负和目标。

当然，这些励志的话，并不能自然地对冲对高考的非议。每到高考之前，总会有“不应让高考决定人的命运”、“教育不能跟随高考指挥棒”等声音出现。但是，绝大部分人仍然承认，高考是当前全国范围选拔人才机制中，相对最公平、最完善、最系统的方式。它是各种坏办法当中最不坏的那一个。

有国外学者在分析中国历史的时候指出，古代的科举制度可以说是当时理念最为先进的选拔制度。

站在个人、局部和某个具体时点看，不论是古代的科举还是现在的高考，都夹杂着不少属于个体的哀伤和无奈，但是从宏大的格局和纵向的观照来看，中国式“高考”塑造了中国历史，推动了中国社会，丰富了中国文化，凝结了中国基因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高考”，就是一部绵延至今、泽被华夏的激荡史诗。

祝福

英雄不问来时路，人生的高度不只是由高考决定！

祝福所有今天参加高考的同学，祝福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。